19世纪末
1899
德国精神病医生阿尔伯特·冯·施伦克诺辛（Albert von Schrenck-Notzing）宣称通过催眠和强迫其与异性进行性行为的方式对一名男同性恋者进行了“扭转治疗”。
“扭转治疗”简史
20世纪初
1930年代
中国民间报纸出现对同性恋行为病理性危害的讨论。
1940年代
欧美盛行采用危险的冰锥疗法对同性恋者进行扭转治疗。
中国民间报纸出现对治疗同性恋的方法的讨论。
20世纪中
20世纪末
1983-1988
北京医科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门诊用电击方式对六名同性恋者进行“扭转治疗”。
1989
CCMD-2将同性恋列为“性心理障碍”，在中国大陆被正式病理化。
1992
皖南医学院心理门诊通过认知心理疗法和服药对一名男同性恋者进行“扭转治疗”。
上海市心理咨询中心通过认知行为治疗对两名同性恋者进行“扭转治疗”。
1996-1998
河南省精神病院以电击、注射盐酸阿扑吗啡和心理疗法的方式对三名同性恋者进行“扭转治疗”。
1997
兰州市第三人民医院令一名男同性恋者口服氯丙咪嗪进行“扭转治疗”。
1998
华南师范大学心理学系使用催眠电击的方法对三名同性恋者进行“扭转治疗”。
1990
ICD-10不再将同性恋列为精神疾病，同性恋并非疾病得到国际医学界的公认。
1996
中国大陆CCMD-3修订小组成立。
民间公益组织“爱知行动项目”开展一系列活动，联系和游说CCMD-3工作组成员与国内精神卫生领域专家，试图推动中国同性恋去病理化。
北京回龙观医院刘华清开始与北京同性恋人群接触，收集心理测试的样本，研究同性恋是否应当去病理化的问题。
1997
“北美华人性别与性倾向研究会”成立，宗旨为推动中国精神病学界将同性恋非病理化问题，创办网络杂志《桃红满天下》。
中国精神卫生领域出现一场有关同性恋是否应当去病理化的辩论，《精神卫生通讯》刊登了这场讨论中主张病理化和主张去病理化的共20篇文章。
1998
在“中德高级心理治疗师连续培训项目”上进行的一份调查显示，中国心理医生和精神病学家对同性恋的态度是消极和否定的，体现出CCMD-3对同性恋去病理化的难度。
21世纪初
1999-2004
鞍山市中心医院心理门诊接受16名同性恋者的咨询并对他们进行“扭转治疗”。
2009
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采用橡皮筋弹手腕、浅催眠、心理疗法的发过誓对三名同性恋者进行“扭转治疗”。
杨永信的临沂网戒中心被曝光，此前大量同性恋青少年在此封闭式管理的中心遭受电击“扭转治疗”。
2014
江西省23名同性恋者大学生接受江西中医药大学医生的“扭转治疗”，方法为厌恶行为疗法与认知疗法。
2015
北京同志中心发布的《精神卫生与心理咨询从业人员对性少数群体态度调研报告》中显示，参与调查的996名精神卫生及心理咨询师中，有36.2%表示支持扭转治疗，有73名明确表示曾对同性恋者进行过“扭转治疗”。
2019
2020
跨性别女生可橙被父母送去济南一所封闭式机构进行“扭转治疗”。
2001
CCMD-3发布，同性恋在中国大陆去病理化，但仍然将“自我不和谐型”同性恋保留为精神疾病。
2003
二言发文质疑CCMD-3中保留“自我不和谐的同性恋”的条文。
2006
《蒙特利尔宣言》发布，每年5月17日被定为“国际不再恐同日”。
2014
小振诉“心语飘香心理咨询中心”进行“同性恋矫正治疗”案胜诉，成为中国大陆第一例同性恋“扭转治疗”侵权胜诉案。
2018
武老白、林壑开展《恋人》行为艺术项目，以三辆红色货车载着三块广告牌巡回中国多个城市，抗议同性恋病理化与“扭转治疗”。
反性倾向扭转治疗，中国红卡车捍卫LGBT。
ICD-11不再将性别不一致（跨性别）分为精神障碍，跨性别实现去病理化。
2020
“恐同教科书案”开庭，原告西西败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