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扭转治疗”是指试图透过心理或灵性介入来使人从双性恋或同性恋转化至异性恋的尝试，属于伪科学的一种，且已经被一些国家明确判定为违法行为。上个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之前，一些心理学家采取极端手段（如阉割和电休克疗法等）试图改变同性恋；2014年，北京同志中心（Beijing LGBT Center）与中科院心理研究所联合发布的调研报告显示，“中国已发表的改变同性恋性倾向的案例中，使用的咨询/治疗方法包括：精神分析疗法、内观疗法、认知领悟疗法、问题解决疗法、厌恶疗法、激素治疗、药物治疗、催眠、电击治疗”。同年，同志权益促进会等友同机构进行随机抽查，结果显示全国仍共有约107家心理咨询或相关医疗机构，以不同的方式开展“扭转治疗”业务；并且除了所谓“专业”机构，一些“戒网瘾学校”也以此为由牟取暴利。
隐藏在高额的治疗费用背后更加触目惊心的，是亲情的绑架，是父权体制带来的结构性压迫——即一旦违背当下宣导的主流价值观，便有可能面临“扭转”的风险。或是肉体的痛苦、或是心灵的折磨、或是类似驱魔仪式的荒谬。并且在当下，有限的公共讨论使得少数人的被污名化提供了一个恶意生长的温润空间，亦对少数人的歧视及压迫提供了合法性。但每一次微小的发声、行动，都是打破现有规则，构建安全空间的过程。“少数”的流动性越来越显露出来——如健康码的黄与红，便是也是一种“少数”——那么，当我们随时都会因不同原因被归纳为少数/边缘群体的当下，TA人此刻遭遇的苦难，会不同程度地降临在每个人身上。
我们需要知道的是，这些“幸存者”一直以来都承受着远超我们能够设想的压力与痛苦。TA们在长时间应对同志身份带来的社会性歧视和家庭压力的同时，或有可能被迫接受“扭转治疗”，继而不得不去承受“治疗”带来的心理及肉身的摧残。2014年的调查报告指出，个体接受“扭转治疗”的首要原因是“为了父母”，这一行为无疑加剧了个体与家庭的疏离，乃至决裂。如某位当事人曾在一次“艺术疗愈”之后说道：“在此之前我只察觉到亲情的消亡，没有发现其实安全感也近乎不存，并且我认定再也没有任何物品可以保证人身安全，所以构想的安全空间除了地面可谓空无一物。”
为此，我们试图通过展览及相关活动，邀约大家共同面对一出现实的荒诞。我们整理了“扭转治疗”的一些相关事案与资料，希望这个线上展厅成为一个开放的“资料库”；更为重要的是，借此将当事人的声音以不同的方式传递出去。同时，我们将在线下开展“艺术疗愈”工作坊，试图构建一个微小的安全空间去连结彼此；也将在线上组织数场圆桌会谈，作为对具体事案及行动方法的补充。
虽然，我们无法只是通过一系列活动，就可以全然理解当事人的困境并感同身受，但仍希冀借助此种方式让大家对“扭转治疗”有一个基础认知，并真诚地邀请大家共同探索及思考：我们应该如何联结去构建更广泛的安全空间？
19世纪末
1899
德国精神病医生阿尔伯特·冯·施伦克诺辛（Albert von Schrenck-Notzing）宣称通过催眠和强迫其与异性进行性行为的方式对一名男同性恋者进行了“扭转治疗”。
“扭转治疗”简史
20世纪初
1930年代
中国民间报纸出现对同性恋行为病理性危害的讨论。
1940年代
欧美盛行采用危险的冰锥疗法对同性恋者进行扭转治疗。
中国民间报纸出现对治疗同性恋的方法的讨论。
20世纪中
20世纪末
1983-1988
北京医科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门诊用电击方式对六名同性恋者进行“扭转治疗”。
1989
CCMD-2将同性恋列为“性心理障碍”，在中国大陆被正式病理化。
1992
皖南医学院心理门诊通过认知心理疗法和服药对一名男同性恋者进行“扭转治疗”。
上海市心理咨询中心通过认知行为治疗对两名同性恋者进行“扭转治疗”。
1996-1998
河南省精神病院以电击、注射盐酸阿扑吗啡和心理疗法的方式对三名同性恋者进行“扭转治疗”。
1997
兰州市第三人民医院令一名男同性恋者口服氯丙咪嗪进行“扭转治疗”。
1998
华南师范大学心理学系使用催眠电击的方法对三名同性恋者进行“扭转治疗”。
1990
ICD-10不再将同性恋列为精神疾病，同性恋并非疾病得到国际医学界的公认。
1996
中国大陆CCMD-3修订小组成立。
民间公益组织“爱知行动项目”开展一系列活动，联系和游说CCMD-3工作组成员与国内精神卫生领域专家，试图推动中国同性恋去病理化。
北京回龙观医院刘华清开始与北京同性恋人群接触，收集心理测试的样本，研究同性恋是否应当去病理化的问题。
1997
“北美华人性别与性倾向研究会”成立，宗旨为推动中国精神病学界将同性恋非病理化问题，创办网络杂志《桃红满天下》。
中国精神卫生领域出现一场有关同性恋是否应当去病理化的辩论，《精神卫生通讯》刊登了这场讨论中主张病理化和主张去病理化的共20篇文章。
1998
在“中德高级心理治疗师连续培训项目”上进行的一份调查显示，中国心理医生和精神病学家对同性恋的态度是消极和否定的，体现出CCMD-3对同性恋去病理化的难度。
21世纪初
1999-2004
鞍山市中心医院心理门诊接受16名同性恋者的咨询并对他们进行“扭转治疗”。
2009
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采用橡皮筋弹手腕、浅催眠、心理疗法的发过誓对三名同性恋者进行“扭转治疗”。
杨永信的临沂网戒中心被曝光，此前大量同性恋青少年在此封闭式管理的中心遭受电击“扭转治疗”。
2014
江西省23名同性恋者大学生接受江西中医药大学医生的“扭转治疗”，方法为厌恶行为疗法与认知疗法。
2015
北京同志中心发布的《精神卫生与心理咨询从业人员对性少数群体态度调研报告》中显示，参与调查的996名精神卫生及心理咨询师中，有36.2%表示支持扭转治疗，有73名明确表示曾对同性恋者进行过“扭转治疗”。
2019
2020
跨性别女生可橙被父母送去济南一所封闭式机构进行“扭转治疗”。
2001
CCMD-3发布，同性恋在中国大陆去病理化，但仍然将“自我不和谐型”同性恋保留为精神疾病。
2003
二言发文质疑CCMD-3中保留“自我不和谐的同性恋”的条文。
2006
《蒙特利尔宣言》发布，每年5月17日被定为“国际不再恐同日”。
2014
小振诉“心语飘香心理咨询中心”进行“同性恋矫正治疗”案胜诉，成为中国大陆第一例同性恋“扭转治疗”侵权胜诉案。
1998
武老白、林壑开展《恋人》行为艺术项目，以三辆红色货车载着三块广告牌巡回中国多个城市，抗议同性恋病理化与“扭转治疗”。
反性倾向扭转治疗，中国红卡车捍卫LGBT。
ICD-11不再将性别不一致（跨性别）分为精神障碍，跨性别实现去病理化。
2020
“恐同教科书案”开庭，原告西西败诉。
《中国“扭转治疗”地图及医生言论》
各地医院医生有关“扭转治疗”的言论
“有这样的病例，建议去心理科咨询。”
“想要改变的话，可以调整。”
“我们这是半公益行为。”
“10-12万一个疗程......”
“行为认知疗法和精神分析。”
“360块一小时，可以走医保。”
“治疗10次就可以扭转过来。”
“要来确诊，分辨是真性同性恋，还是假性同性恋。”
“医生是国家级的，只要配合就可以。”
“同性恋不是病，是一种心理问题。”
“ta最后愿意结婚，愿意配合做出改变。”
“10-15天将你彻底扭转。”
“一定要有专业的技术方法，比如我们的催眠疗法，还有脑平衡治疗和药物治疗。”
“一天一千多，差不多要两万多块。”
“你这个病是划到精神医学里的，性取向障碍。”
“在特定穴位注射一种‘因子’，一次4800，一个月做两三次，没有任何副作用。”
“同性恋啊，这咋治！得住院啊！手机号？”
“给你号号脉。”
“这样吧，先给你做个检查，把神经递质查一下。”
佛 像
恋人
《恋人》是一个针对中国同性扭转“治疗”的艺术项目，由艺术家武老白和同志经常林壑共同发起。他们采用电影《三块广告牌》启发而来的创造性传播方式，让被遮蔽的声音进一步被听见。
他们与中国多个平权组织、心理咨询师以及相关从业者共同协作，根据《中国精神疾病诊断与分类系统第三版》（CCMD-3）及卫生组织的声明，提炼出三句话：
“为一种不存在的疾病治疗”
“《中国精神疾病诊断标准》仍存在性指向障碍”
“19年了，为什么？”
并分别印制在三辆红色货车上。自上海出发，途径6个城市，沿途拜访了九家已被证实在做扭转“治疗“的机构。
彩虹路径
项目策划者自2018年11月29号开始众筹，截止2019年6月30号，在213天的时间里，共有810人参与捐款，最终筹得42269.6元，组成了一条长约2113.45公里的彩虹路径。
#被矫正的人#
2019年6月30日，三辆货车行驶至北京。此次将“三句话”交给了公众，大家根据现实遭遇重新书写并自行P图，让三辆红色卡车临时成为了共享的广告牌。
为此，项目策划者在微博上创建了tag#被矫正的人#，共搜集到98组照片，即98条不同事案的“三句话”。
